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东德）曾经是奥运会历史上一等一的金牌大户，也可以说是中国举国体制的楷模。这个国家面积不到11万平方公里，跟浙江省面积相当，人口在198/9年时约1700万，相当于深圳人口。但这样一个弹丸小国却在奥运会历史上创造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成绩。

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东德初露峥嵘，获得了9枚金牌，位列金牌榜第5，同届西德获金牌5枚。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东德开始发力，获得20枚金牌，紧跟美苏两大国之后，位列第3，同届东道主西德获金牌13枚。

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东德大爆发，一口气获得40枚金牌，将美国踩在脚下，紧随老大哥苏联位列金牌榜第2，同届西德仅获金牌10枚。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受到了西方国家的抵制，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东德达到顶峰，共获47枚金牌，老大哥苏联则获得80枚金牌（感觉跟中国参加亚运会一样），西德没有参加此届奥运会。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东德及其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随老大哥苏联一起抵制。

1988年汉城奥运会，政治上江河日下的东德依旧获得了37枚金牌，以1枚的优势力压美国，位列金牌榜第2。西德获得11枚金牌。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统一后的德国以东德运动员为主体，获得了33枚金牌，列金牌榜第3位。

在长达二十年时间里，东德曾是与美苏鼎足而立的体育竞技大国，所夺奥运奖牌数量占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苏。其中最显着的是女子游泳和田径（后中国运动女选手也因禁药而一鸣惊人）。但是，德国统一后这个东德神话破灭：自1996年开始，德国在奥运会上的成绩就一届不如一届了，96年20枚，00年13枚，04年13枚，08年截至目前为9枚。

与其说是德国体育江河日下，倒不如说是德国体育的正常回归。一直以来，西德的体育制度是很健康的，不过分追求奥运会的金牌数，而让国民的身体素质得到自由发展，所以每次奥运会金牌得10枚左右就满足。

反观东德，为了在与西德的对比中显示出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性”，采用举国体制办体育。所谓“举国体制”，官方的解释是“在国家综合实力还比较弱的情况 下，为了短时间内形成突破，从而采取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攻坚的一种组织制度”。换句话说，“举国体制”就是调动全社会资源来协助操练少数精英运 动员，尽最大努力在国际大型竞赛中夺取最多的奖牌奖杯。这种体制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国家资源的使用严重颠倒轻重，每年花费巨额国民财富用于培养精英运动员，但轻视国民大众的体育与趣爱好和强身健体的需求。

第二，选拔有运动天分的青少年进行封闭式集训，但目的只是让少数体育尖子去争夺奖牌，结果牺牲了数十万计运动员的青春，甚至给许多运动员造成终身伤害， 毁了他们的一生。中国体育报说，80％的运动员退休后因为没有文化，没有一技之长，谋生艰难，其中很多人还因运动过量而落得一身疾病，甚至成为残废。

第三个弊端是，形成了一个明星运动员、教练和体育官僚三位一体的庞大利益集团。金牌给运动员和教练带来巨大名利，给体育官僚带来官运亨通的政绩，由此使举国体制成为体坛腐败的催化剂。

不仅如此。西方禁药丑闻一般是运动员个人行为，但在举国体制下则是一种官方行为。东德政府甚至敢于要求运动员服用兴奋剂。东 德当局曾长期系统地让至少一万名运动员服食各类禁药，并对如何有效通过赛事药检进行系统研究和实施。禁药使东德在奥运上大放光芒，但也造成一百多名运动员 猝死和无数运动员终身伤残，许多女运动员男性化，失去生育能力。两德统一后，受害运动员把东德体育部长和医学顾问霍普告上法庭，并要求赔偿。

尽管东德曾获得了举世瞩目的金牌战绩，最后也避免不了被西德吞并的下场；尽管获得了１００多枚金牌，但最后却如昙花一样地迅速衰败。

但谁都不会否认今天的德国是个体育大国，德国不仅在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项目中（足球，篮球，田径，游泳，赛车，网球等）具备不俗的甚至是顶尖实力，而且， 更重要的是，德国有着大量民间的体育协会。光在德国体育联合总会中有8万5千多个分会，注册会员达到了2600万人，体育协会的会员占到总人口的32%， 经常参加运动的人有1200万人，说德国是一个全民体育的国度一点也不为过。

今天，奥运金牌榜上那虚幻的辉煌已与德国人渐行渐远，但体育已成为德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美国联邦政府没有任何部门是与体育有关的。

美国联邦政府有一个“健康与公共事业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可能与体育有那么一丁点儿关系，因为这个部门是主管全民健康的，所以他们也希望通过倡导全民身体锻炼的方式来促进人们的健康，但他们是对全体公民的，并不为运动员服务，而且他们鼓励锻炼的方式是以精神上的鼓励为主，没有金钱上的。比如这个部门下有一个“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该中心联合世界卫生组织、国家癌症协会等健康组织、国际奥委会、FIFA等体育组织搞了一个“无烟草运动行动”活动，劝说年轻人以运动来取代吸烟行为。

美国还有一个“身体健康和运动总统会议”（The President's Council on Physical Fitness and Sports，官方网站：http://www.fitness.gov/ ），这是一个顾问委员会性质的组织，由20名志愿者（普通公民）组成，没有工资，每个人“任期”2年，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对公众公开的会议，给总统提出一些关于人民健康方面的建议，并提出一些用于促进全体美国公民健康的身体方面的项目计划，这些项目主要是以精神鼓励的方式对人们参加锻炼进行奖励。

在这个组织的倡导下所建立的项目有：“总统挑战”（The President's Challenge）：一个用来鼓励所有美国人进行经常性的身体锻炼的计划。这个计划中包括“积极生活方式总统奖”，用来鼓励那些经常锻炼的普通人。从 1966年开始，“总统挑战”为学生们提供健康嘉奖，由教师、俱乐部、基督教青年会等人和组织来管理和执行。到现在已经有六百万年轻人接受了奖励。项目中还有“州优胜者奖”，这是一个联合教育部门的，为学校提供的奖励，每年一次，每个州有三个学校获奖，获奖条件是该学校的“身体健康总统奖”的获奖人数和学生人数的比例是该州前三强。另一个项目是“全国学校示范计划”，选出一些身体健康锻炼开展比较好的学校，让其他学校来参观和学习。还有其他一些项目，全部都是用来鼓励人们参与健康锻炼的。请注意这些项目中所提到最多的词是“fitness”（健康），而“sports”很少提及。这些奖励都是精神上的鼓励，只是对人们进行锻炼的一种承认和认可。

不过，由于美国实行的是联邦制，各个州、城市的制度都不太一样，有的城市政府有涉及体育的部门，比如纽约市政府就有“纽约体育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www.nyc.gov/html/sports/html/home.html），但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城市经济、给市民提供参与体育的途径、刺激旅游业的发展，所以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吸引各种体育比赛和体育活动到纽约举行”，说白了，就是鼓励、协助各种体育组织或商业企业在纽约开展体育比赛和活动，劝说、鼓励、协助各种全国性、国际性的比赛到纽约举行，而不是花钱培养运动员出去打比赛为城市争光。由于美国各政府的财务都对外公开，受到各种刁民的严格审议，所以绝不会出现政府花钱为个别人服务的情况。如果有市民愿意花自己的钱去支持运动员或某项体育运动，他可以直接把钱打入那个运动员或体育组织的帐号（许多人就是这样做的，美国各个体育组织包括美国奥委会在内，都对外募款），而用不着要求政府花所有纳税人的钱去支持运动员，如果你认为别人也应该支持运动员，那么你可以建一个类似于“支持我们的运动员”这样的组织（现实中确实有这个组织，官方网站http://supportourathletes.org/），劝说别人支持运动员并募集资金。

美国运动员进行训练，参加比赛，政府都不提供费用（如果不信可以看下面的财务报告），最多只提供一些精神上的支持，比如赞扬，邀请访问白宫等（路费也要自己承担）。那么运动员进行训练、比赛的费用从哪来？一是自费，二是体育组织提供费用，而体育组织的钱主要来自于公众捐助和商业经营，如果没有公众捐助和商业赞助，那么就只能依靠会员的会费。美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全部由美国奥委会来经营和管理。美国的“政府”与“民间组织”分得十分清楚，互相无关联，更别提资金上的支持。

美国在1978年通过了一个《业余体育法》(The Amateur Sports Act)，1998年重新修改成了《特德史蒂文斯奥林匹克与业余体育法》(Ted Stevens Olympic and Amateur Sports Act)，下载地址：http://videos.usoc.org/legal/TedStevens.pdf 。该法案规定美国奥委会是具有垄断性的与奥运相关的体育活动的协调机构，对美国参加奥运会的所有事项行使专属管辖权，这就意味着其他任何人、组织、政府都不得插手奥运会的事务。当然，美国奥委会依然是民间机构，法律保护的是其唯一性，而不是意味着它是一个政府机构或者与政府有关的东西。之所以要保护其唯一性，是因为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成立组织，也可以举办体育比赛，美国有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体育组织，甚至有“北美同性恋排球协会”这样的组织（不要以为他们是来搞笑的，虽然规模非常小，但他们是一个正规运作的体育组织，每年都有全国联赛），所以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保护，那么后果可想而知。

美国奥委会的运作资金来自个体公民的捐赠、赞助、特许使用费、商业经营。美国政府不出一分钱（下面有财务报告）。美国奥委会的主要开支是资助奥委会的成员组织（比如举重协会，全部成员组织名单可以在这里查到：http://teamusa.org/ngb/sports），资助运动员，开展奥运集训，出国参加比赛等。美国奥委会及其成员组织的财务全部是对外公开的，在他们网站上可以下载每年的税务报表和年度报告（网址：http://teamusa.org/content/index/1537 ），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收入和支出情况。例如2004年（也就是雅典奥运会的那年）美国奥委会的财务情况是：

总收入 2 亿 3966 万美元，其中包括

- 接受捐赠：2056 万美元（其中有“来自政府的”一项，数额是空缺，也就是没有）

- Equity in earnings of OPUS joint venture（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3660 万

- 盐湖城冬季奥运会组织委员会 distributions（大概是主办冬奥会之后剩下的钱的意思）：1156 万

- 电视转播权费：1 亿 919 万

- 美国奥委会商标使用权（即允许一些企业比如可口可乐使用奥运标志）：2952 万（这是美国奥委会所得到的 20% 的钱，另外 80% 都给了国际奥委会）

- 许可费用（即允许一些企业销售带有美国奥委会标志的商品）：901 万

- 投资收入：2026 万

- 零售收入（销售T恤衫等等小商品）：30 万

- 其他：489 万

总支出 1 亿 1803 万美元，其中包括

- 会员支持 5815 万。其中，付给旗下的成员组织3349万，付给运动员1195万，给运动员办保险288万（由于美国奥委会是民间组织，运动员一旦出事将会索要巨额赔偿，而政府是不会管的，所以必须办保险以降低风险）

- 奥林匹克训练中心（用来搞奥运集训）花销 2293 万。其中薪资511万，附加津贴139万，食物服务费用190万，车辆支出68万，租用费104万，场馆、器材折旧费397万，其他还有很多花费较小的项目。

- 国内活动（举办奥运选拔赛等） 239 万

- 国际比赛（参加雅典奥运会）1624 万。其中薪资121万，附加津贴30万，飞机等交通费用701万（几百人前往雅典，这个花销是最大的），运动事务支出326万，邮费、运输、搬运费60 万，车辆支出51万，各种租用费88万，其他还有很多花费较小的项目，由于雅典免费提供食物，所以食物支出为零（据说北京奥运不但免费提供食物，还大手笔免除了所有国家的往返飞机以及交通费用，因此今年光是美国就能省下至少800万美元的交通费用）

- 运动科学研究 368 万

- 药物控制 370 万

- 公共关系 230 万

- 运动医疗 287 万

- 国际性事务 322 万

其他还有一些

注意这些费用都是美国奥委会花掉的钱，不包括运动员自己自费训练时的花费。

美国奥委会自身的运营支出 4672 万美元

总的来说入大于出。可见美国奥委会完全是自主经营、精打细算。

美国还有众多体育组织，或许我们还应该看看这些组织的财务报告。在美国奥委会的成员组织（比如美国举重协会）网站上，也可以下载到他们的年度税务报表。比如美国举重协会2007年的税务报表是：http://assets.teamusa.org/assets/documents /attached_file/filename/1406/USAW_990_for_2007.pdf 。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一些收入和支出情况。

总收入139万美元，其中包括：

- 接受捐赠88万美元，其中来自政府的数额是空缺（没有）。

- 服务收入28万，其中教练培训（意思是有人想当举重教练，交钱给举重协会参加学习）26万，举办活动收入1万5千。

- 协会会员缴费14万。

- 商品销售总额15万。

总支出137万美元，其中包括：

- 服务费用95万，其中包括给运动员的津贴、比赛奖金，训练营费用，教练费用一共49万，参加国际比赛的费用23万，为会员服务的费用（包括办杂志和网站，补偿地方举重协会参加比赛的费用等）12万，举办国内比赛，举办奥运选拔赛等的费用11万。

- 经营管理40万

- 募集资金费用2万6千

举重在美国是个冷门项目，所以举重组织的经营规模自然是很小，不管有多小，政府都是不管的，一切都要靠自己经营和管理。

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体育制度大概就是没有制度，一切随着自然发展，不刻意。在苏联等国家实行举国体育制度之前，美国一直是举重金牌大户。

（编者附记：2008中国北奥运会开支很可能超出588亿美元。作为对比，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开支是92亿美元，而1984年洛杉矶奥运开支为2亿5千万.美元。）

奥运会头几天，中国队夺金潮势不可挡，榜上的金牌总数，已经是美国的一倍。冷静分析一下中国队所获得的金牌，则会帮助我们感知中国体育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奥运会项目简单地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职业项目，如篮球、足球、网球等等。这些项目，本身有极高的商业价值，一流队员多像姚明一样，身价千万，靠打球谋生，是地道的职业选手。这类项目，本来是被以业余为宗旨的奥林匹克运动所排斥，如今虽然有些喧宾夺主，但尚不是奥运的主流。

第二类是田径、游泳等项目。这类项目是奥运的正宗，以业余为宗旨。但是，因为这些项目观赏性强，商业价值不断提升，每个精英运动员都能拿到一大堆商业赞助。比如菲尔普斯，这次如果拿了八金，赞助他的泳装公司Speedo就会额外给他100万美元的红利。这点钱比起姚明的收入来也许是小意思，但对于露面有限的游泳运动员来，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这笔财富加上其他收入，不仅使这些精英运动员能够全心全意地训练，而且用得起一流的教练、医生、营养师等等，实际上也职业化了。

第三类则是射击、举重、赛艇、跳水、乒乓球、体操等项目。这些项目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商业价值，队员基本是业余的。比如美国的赛艇运动员，拿了世界冠军还要到商店去打工。

冷战时代，体育成为苏美两大阵营的“面子游戏”。苏联、东德、罗马尼亚等国家通过举国体制，靠国家的大规模投入，以计划经济的方法经营体育。美国等西方国家则挖掘有商业化潜力的项目，以市场经济的方法与之抗衡。结果，在田径、游泳等有商业潜力的项目上，美国尚可与苏联、东德有一争；但在没有商业潜力的项目上，则大败而归。到冷战后期算一下金牌奖牌总数，美国不仅败给苏联，甚至败给东德。

冷战结束后，苏联、东德、罗马尼亚的体制迅速瓦解，在奖牌排行榜上的位置迅速下降，自雅典奥运会开始让位于中国。但是应该看到，中国的崛起，虽然和中国国力大幅度提升有关，但更大的原因，恐怕还是苏联东欧国家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后留下的真空。这个真空，主要都集中在前面所说的第三类项目上。比如，在体操、跳水等项目上，苏联、罗马尼亚国家一直压中国一头，如今已经没有问鼎的实力。中国的对手已经不复存在，中国垄断金牌自然容易。在女子举重等项目中，中国队几乎没有对手，因为这个项目在别的国家几乎没有几个人玩。而在前两类职业化或者有巨大商业潜力的项目中，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保持优势，中国尚难与之竞争。

看看前几天中国队的金牌，基本全是射击、举重、体操、跳水这些第三类项目。中国在这些项目上培养了大量的专业运动员，而对手则多半是业余运动员，除了训练之外还要自己谋生。这样的优势自然很大。而在足球、篮球、田径、游泳等项目上，中国运动员则缺乏上佳表现。

事实上，中国正在向市场经济迈进，必须有新的方式来推动体育的发展。在一个游泳池拥挤得如同煮饺子的国家，谁有心思欣赏水球？如果我们最终放弃了计划体制，还能创造这些骄人成绩吗？所以，占据金牌榜首位不仅应该让我们振奋，更应该让我们意识我们所存在的一些弱势。

全国范围内，以县级为单位的大接访，它的关键词是“基层是重点，县级是关键，县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我很认同这里的“县级是关键”，但认识的维度或许不一。中国有句老话：“郡县治则天下治”，自古而今，看重的都是这个县治。只是这里有两个方向上的县治，一个是权力自上而下的，一个是权利自下而上的。前一个县治的“治”是统治，后一个“治”是自治。

这次大接访是权力高层的部署，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它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浩大的动势。希望它斩获甚丰，毕竟下面的权力来自上面，它必须接受上面的指令，同时也要对上有所交待。但，以县委书记为第一责任人的大接访是否可以常态化或可持续，这显然不用思考就可以回答，否则其他日常工作也就别做了。但，长期积累的问题又岂可消解于一旦。如此，解决问题的下一个路径在哪里，这才是笔者更关心的问题。

依然是“县级是关键”。但，是否可以改变一下它的权力来源的方向。县级（或区级）是国家统治权力的基层，麻雀虽小，但上层权力的基本构件它都具备。如果政治改革（亦即中国民主化进程），即使动力来自上面，但也要从底下着手，以便逐步推进。那么，这个着手的关键就是县。

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认为，在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情况下，民主制的推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推行县以为单位的“小共和体”，他把他的这个主张称为“分区民主制”。如果共和的意思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包括选举在内的治理，那么，一旦上升到国家层面，则只能是代议，因为幅员太大。县或区，因为人口幅度小，倒可以为人人参与提供可能。杰弗逊指出，人是注定要在社会中生活的动物，它只有在地方共同体的生活中以参与的方式才能实现自己的社会性。如果一个公民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或不能参与，杰弗逊的警告是“那么你和我、国会和州议会以及法官和州长都将变成狼”。这是杰弗逊的精彩之处，身为权力拥有者（他是美国第三任总统），对权力的本性（包括人的本性）洞若观火。

民主这个词在翻译上更准确的称谓是“民治”，即权利通过选举权力的方式自己治理自己。如果和古代皇权社会、现代集权社会相比，民治就是自治的话，那么，后两种权力都不需要经过权利的同意，因而是统治——权力对权利的统治。当然，自古而今，权力为了自身的稳固，并非不意识到权利的重要。所谓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故尔在统治上也强调什么“以民为本”，强调“善治”。但，所有这些词汇不过是统治术。即使如此，那些底层的权力也完全可以打着这些旗号和上面皮里阳秋：走过场、搞形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反道而行。中国历代皇朝如此，当今亦未断绝（这是权力不来自权利的通病）。前一段时间的瓮安孟连未必就不是例子。最近又有报道，内蒙古某地一个区政府干脆出钱把律师包养下来，不让他们为权利打任何官司。表面看起来是一方安宁，没有诉讼；但，民怨如果不能通过法律的渠道申张，而是压制积累；久而久之，不出瓮安孟连之类的民变才怪。

无论是为防止下一个瓮安和孟连，还是在政改意义上的民主转型（这两者庶几是一回事），就其步骤而言，县无疑都是关键。以前此的乡镇直选为基础（这更是杰弗逊“分区民主制”的本义），下一步的指向则是在乡为县、在城为区。乡镇和街道毕竟不是全能的权力机构。权力的第一原理在于：谁给它，它对谁负责。因此，让县区权力不再仰承更高的权力，而是转过脸来，俯下身段，接受来自权利的挑选——这样它才能真正地对权利负责。县民一旦有直接选举的权利，这就是县治共和的开始，也是自县开始的共和国的制度转型。希望它能在大接访之后有计划地推行（哪怕是试点），从而让县真正成为一个共和国中的“小共和体”。

是的，“这些小共和体将成为一个伟大共和国的主要力量所在”——杰弗逊如是说。

如果律师职业能够得到政府的尊重，那么它就能有效地防止冲突，避免矛盾尖锐化、极端化，让冲突双方在公平的规则基础上，而不是特权与暴力基础上来共同解决问题

深圳律师刘尧因自己代理的案件而被刑事追诉，在业界引起巨大反响，这是因为律师的职业行为与公权力之间发生了尖锐冲突——在所有法治与宪政转型过程中，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如何对待这种冲突，比承认这种冲突的无可回避性要重要得多。问题于是转化为：是保护和完善律师的基本执业条件，还是破坏乃至剥夺律师的执业能力？

这一切毫无疑问主要取决于政府，而不是其他任何社会力量。

1997年颁布的新《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即俗称的“306绞索”，一直是悬在幼稚又受压制的中国律师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此次刘尧案，给律师们的信息则是，除了“306绞索”，可能还有很多绞索，只要有人想拉紧绞绳，律师们就可能仅仅因为自己的工作被送进监狱。

如果仅仅分析法律条文本身，无论“306”条款还是别的什么条款，法理上都可以做到无懈可击，从而将权贵们不喜欢的律师绳之以“法”。

然而，字面上的法律文本必须置于具体社会语境中，才能解读出它们的真实含义、价值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倘若中国有一个足以让人信赖的司法制度框架，身正不怕影歪的律师们对诸如“306绞索”这样的条款就不必心存无谓的恐惧，它也就不会在普遍意义上成为律师的绞索。可惜中国律师的执业环境中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前提，他们一直在缺乏安全感的侥幸状态下从事他们的职业，随时都可能面临着各种危险——如果他们敢于为政府厌恶的当事人代理或辩护。

大约一个半世纪前，法国大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的民主制度时，曾经感慨美国制度之妙处，就是将一切社会性的严重冲突尽可能地法律化，用规则去消弭纠纷，以实现公平与正义。由此可见，法律及其相关制度对美国公共生活的重要性。这种尊重法律、尊重规则的思维方式，很值得我们研究并根据本国国情具体落实。

在中国，受到行政权力掣肘的中国司法机关，无论检察院还是法院，都很难独立地并且在有效监督之下展开司法活动。由此导致政府对待律师群体的现实后果就是，行政机关对律师的厌恶，完全可能借助法律条文的外衣，借助司法机关的运作，实现其打击的目的。他们通常可以用两种方法，一曰硬按罪名（目前的刘尧案的司法行为便有此嫌疑）；二曰选择性司法（其中包括作为型的打击与不作为型的孤立），例如理由牵强的不公开审理，不提供理所当然的法庭调查。

当代中国处在剧烈的变革与转型过程中，这已是老生常谈无需再提及，但看待今日中国之问题，却须时时在此背景下来考察。惟有如此，才能明白法律人尤其是律师群体对于和平推进中国制度变革的重要意义。

无可否认，当前中国的政府模式正在从原有的统治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过渡。随着大量法律的颁布和生效，举国人权意识正在日新月异地觉醒，统治型政府下骄横跋扈的行政行为也就越来越不适应各种社会生活，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受挫。当此之际，行政模式是顺应潮流逐渐转向服务型模式，还是困兽犹斗地保持高高在上的架子，几乎已经有了一个无需证明的答案。

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律师群体成为“变革—冲突—有序变革”这一链条中最重要的社会力量。如果律师的职业能够得到政府的尊重，那么它就能够有效地防止冲突，避免矛盾尖锐化、极端化，让冲突双方在公平的规则基础上，而不是特权与暴力基础上来共同解决问题。这当然并不意味着纵容律师犯罪，律师当然更需自律，只是作为政府应当确实按照法律公平对待律师，在用法律要求律师正己的同时，为律师创造基本的执业环境，当为政府法不容辞之义务。

然而，即使许多地方政府明白这个道理，在涉及具体案件时，依然难以放下身段，常常还是忍不住会滥用公权力，许多地方出现的滥用警力现象便是显例。如果其中再涉及腐败问题，那么，要他们顺应法律的要求，也就变得如同痴人说梦。而在一个公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机制下，公权力滥用无可避免地将陷入罪错递增规律的陷阱：谎言与暴力一旦启动，只会变本加厉，直到彻底成功或者彻底失败。

同时，公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的现状，使得公权力滥用所制造的罪错为其掌握者获利的成功率很高。这就导致了政府行为在涉及政府人员的小集团利益与民间利益发生冲突时，政府几乎不假思索地会依然习惯地选择统治型行政模式、行政干涉型的司法模式，如前言及：涉及腐败时，更是没有任何悬念。

这一现状的表面现象是，政府难以接受乃至尊重一切帮助与他们产生纠纷者的社会力量，对善于以法律为武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博弈的律师群体，更是必欲除之而后快。而这一表象背后的深层意蕴，则更具危险性：律师群体倘若只能代理或者辩护那些鸡毛蒜皮的案件，政府蔑视基本的道义与公正，用强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与权威，那么最终这个社会的司法公信力将彻底丧失。没有游戏规则的利益博弈，最终必将走向暴力解决的死胡同。瓮安事件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的土地纠纷都已经向人们发出了这样的预警。

将近100年前的1913年——一个劳工运动如火如荼的变革时代，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刑事辩护律师丹诺，在其此前办理芝加哥爆炸案过程中，因涉嫌向陪审员行贿而遭到刑事追诉，但最后被无罪释放，而许多人实际上是相信丹诺有罪的。案例表明，一个具有较为完备的宪政制度的社会，在面临各类冲突时，能够做到尽量保护律师的执业环境。美国在历次的宪法危机中，都能顺利走出困局，不能不说很大部分是沾了律师执业环境优异的光。托克维尔所谓美国看上去像天天都有爆发革命的可能，但实际上最不容易发生革命，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规则意识。

可见，政府应当以身作则，遵守规则。对于在客观上为各种利益博弈提供规则服务的律师群体，只有保护他们的执业环境，才是对所有人有利、让全社会共赢的最佳道路。

背景：深圳律师维权获刑四年

深圳律师刘尧在代理广东村民与水电开发商利益纠纷的案件中，被司法机关认定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并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此案在社会上尤其在律师界引起强烈反响。

《财经》记者获知，刘尧为广东省财富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2006年底，刘得知其家乡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派头村的村民，因集体土地被河源富源水电公司违规占用产生纠纷，便应邀为该村提供法律服务。

刘尧后来调查发现，河源富源在派头村白坭塘施工建设的蓝口水电站（26MW）项目用地，未变更农用地审批及征地批准手续，并且东源县国土局也于 2007年11月19日下发东国土资停字（2007）第21号文，要求该项目停工，但该工地始终没有停工。2007年12月11日、17日，刘与村民两次前往水电站施工现场要求对方停工，双方发生冲突。

此后，刘尧及当地村民李某及司机李某等三人被东源县司法部门立案，并于2008年6月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有期徒刑十个月及有期徒刑九个月。

一审判决书称：两次冲突中，刘尧指挥村民拆毁、推倒模板并烧毁木条，分别造成施工单位损失人民币50615元及4780元。基于以上“事实”，东源县法院一审认定刘尧及其他两名村民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

案件发生后，深圳市律师协会负责人曾亲赴案发现场调查，并于2008年7月以该市律协名义撰写紧急报告，认为刘仅是履行职务，期望司法机构能重新鉴定、慎重处理。 8月，全国多名律师联名上书全国律协，希望关注此案。

8月4日，刘尧的二审辩护律师，北京律师李方平、谢燕益匆匆由北京赶至广东河源，在刘尧故意毁坏财物罪二审宣判前，将他们的意见书递交给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该意见书指出，公诉机关作为指控刘尧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关键证据，即东源县物价主证中心东认鉴（2007）98号、99号两份涉案物价鉴定结论书，却只是记载在委托单位东源县公安局蓝口派出所出具的文书上，而不是法定的用于诉讼活动的鉴定文书。

同时，刘尧在《刑事上诉状》中称，东源县检察院指控其与村民故意损坏的财物高达5万元，但公安机关现场勘查的拍照并没有显示时间，照片旁边也没有相关当事人的签名与手印确认，更没有注明是谁在什么时间用什么工具损坏，两份鉴定“与各被告人的陈述及村民证明有天差地别”。因此，刘认为：“作为证据提供的现场勘查材料反映的并非事发现场的原始状态。”

工商档案显示，河源市富源水电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缪寿良，同时也是深圳富源集团董事长，曾在2006年排名“胡润百富榜”第68位，“2006胡润房地产富豪榜”中则排名全国第19位。而引发本案的东源县白坭塘小组蓝口水电站也是一块多事之地，该电站装机容量2.6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9002万千瓦时，总投资3.16亿元。 2007年6月29日，该工程承建商深圳市邱天建筑有限公司，与业主富源公司因欠薪产生矛盾，导致重庆民工与业主冲突，其中一名民工死亡。

8月10日，全国多名律师联名上书全国律师协会，建议迅速组织专家、学者和刑辩律师分析、研讨、论证本案，就刘尧是否构成犯罪出具专家意见；并严格履行协会章程规定的职责，对广东省、深圳市两级律师协会在本案中为维护刘尧会员执业权益所进行的工作进行指导、支持和帮助。

截至本刊发稿，本案最新进展为，河源市中级法院定于8月18日二审开庭审理刘尧案。另据了解，引发冲突的蓝口水电站工程目前已经投入使用并发电。

    宪政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权，是一种先于国家税收权力的财产权。在宪政社会，财产权是宪法和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权利，公民不会因为性别、政治立场、宗教信仰、贫富差距等差别而在财产权的享有和财产的保护方面受到任何歧视。财产权的牢不可破，保证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财产权也构成公民的政治权利，它分散了社会成员的经济权利，避免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使得公民在获取物质资源时不必产生对国家的过度依赖，这就为宪政民主制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纳税人的私有财产能否得到宪法的保护关系到政府税收的合法性，是税学当中的第一理论问题。这个问题搞不清，可能连什么是税收这样最基本的问题也无法准确回答。我们现有的税收学理论似乎仅能对税的特性、类型、结构、税种设置等现象问题作出解释，对其存在的合理根源和法理性的揭示还显得很缺乏。凭什么说政府征税就是合理、合法的？有人回答：依法纳税是老百姓应尽的义务，交税的那部分钱本来就不属于你，那是国家的钱，不交税就等于是偷国家的钱。应该说这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想法，政府在进行纳税宣传时也有意无意地回避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解释。从宪政精神的高度来看，这种说法恰恰是不对的。因为这种看法本质上把现代民主制度下的税收合法性给排斥掉了，这样的认识丝毫也没有超出封建专制社会交“皇粮国税”的思想水平。

    现代法治国家是建立在私有财产权的基础上的，国家税收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社会基本制度上的。没有财产权，政府对财产的处分就不需要征求非财产主体的同意。政府是在产权确定的情形下从属于公民的私有财产中拿走一部分，并且事先要取得公民的理解和同意，这才是“税收”。所以国家税收的前提也就是民主宪政制度的必然前提，即财产的私人所有。所谓私有财产不受侵犯，首先就是私有财产不受非法税的侵犯。宪政理论主张政府征税权力的合法性在于公民“同意”，为什么政府从公民手中拿走财产是需要公民同意的？原因很简单，仅仅因为财产是私有的，所以才需要财产所有人的同意。税收意味着国家对私有财产的第一次剥夺，财产权在国家税收之先的意义，首先就是要制约这第一次的剥夺。国家征税，就意味着国家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凡以税的形式取得财政收入的国家，就等于在逻辑上承认了私有财产先于国家而存在。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凡是没有建立宪政制度的国家，其税收都是缺乏政治合法性的。因为只有当私人领域中的私有财产是神圣的和在先的，公共领域中的国家财政才可能是正当的和合法的，宪政对于政府的限制就首先应当体现在对政府征税和用税的限制上。对于纳税人来说，政府在放弃由自己占有并经营财产以获得收益（财政收入）、即“所有者国家或企业主国家”角色的同时，必然要通过税收“分享”私人经济主体的经济收益以维持国用；而私人经济主体欲安全享有其财产，并通过自由经济体制加以经营盈利，也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纳税，以获得国家法律的保护。纳税人依法缴纳的税收同时也要为其财产权利和经济自由而支付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合法的税收也是一种对私人财产的保护，而且是更具体更重要的保护。国家征税与纳税人的财产权在这里找到了结合点。

    人类社会为划定政府征税权和公民的财产权的“楚河汉界”曾经历了一个漫长和痛苦的过程。在1215年英国约翰王宣誓同意的《大宪章》63个条款中，至少有一半内容涉及对私有财产的保障，规定：“若不经同等人的合法裁决和本国法律之审判，不得将任何自由人逮捕囚禁，不得剥夺其财产”。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制度上确立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原则，第一次在政治的逻辑上把私有财产置于国王的主权之外，同时也在古典宪政主义的政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先同意后纳税的原则。1625—1649年的国王查理一世不顾《大宪章》的限制，强制增加税收，大量出售专卖权，并垄断明矾、肥皂、煤、盐和砖等日用品的贸易，到30年代，王室的年收入已达到40万镑，当然，这是以任意侵犯纳税人财产权和政治上不得人心为代价的。1635年，为了筹措海军军饷，查理一世在全英格兰征收“船税”，终于引起大祸。伊丽莎白和詹姆士一世时代也曾征收过船税，但那时只向沿海城市征收，而且是间断性地征收，而查理一世却是年复一年地全面征收，这就带来了一个宪政的问题，即如果国王不经议会就能够任意征税，那么《大宪章》精神和经过几个世纪的斗争才建立起来的议会还有什么用处？“王在法下”的古老原则和民众的财产自由权利置于何处？白金汉郡的乡绅约翰•汉普顿率先拒付船税。1637年，“汉普顿拒付船税案”被提交给财务署审理，辩护律师称：“为保障英国人的生命权和财产安全，国王的特权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受到法律的限制”。汉普顿先生因抵制国王征税权对公民财产权的侵犯而成为英格兰历史上令人瞩目的英雄。查理一世的一意孤行，终于引发了英国革命，竟把他自己送上了断头台。查理一世执政最大的失误，就在于他不能容忍议会的存在，不顾纳税人的财产权利任意征税，不愿在与纳税人达到“博弈”中作实质性的让步，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光荣革命”后的1689年，掌握实权的议会通过了许多法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权利法案。维护纳税人财产权利这一原则基本在社会上得到确立，而且人民已形成共识：国家机器不能再凭借政治权力滥征税收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当然，以后新的社会政治矛盾又出现了：那时只有富裕的人才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其余的社会成员无权投票，多数人的财产权仍无确切的保障。于是，广大无权无势无钱的工人阶级、穷人群体从14、15世纪一直到20世纪，经过了长期斗争，最终争得了普选权，传统的关于纳税的主体资格的限制逐渐淡化，大多数欧洲国家变成了现代民主国家。由于现代商业社会中几乎没有人是不纳税的，从在先的财产权原则出发，普选权具有宪政意义上的政治合法性，是成熟的宪政税收制度。

    在20世纪初，流行欧美的宪政文化也开始为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和政治革新派们所接受，开始认识到争取私人财产权和维护纳税人财产权的重要性。著名的“立宪运动”就是由官、学、商和普通民众组成的“立宪派”发起的。两次鸦片战争和洋务运动之后，中国闭关锁国的格局已被打破，国内统一的大市场开始形成，客观上要求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建立一个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结构，构建保护私人财产权的法律体系。而清末的专制政体仍然是钳制工商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民族资本和市场交易饱受清政府的搜括和破坏，私人财产权得不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苛重的捐税窒息着企业的生机，关卡层层勒索的厘金制度更让商人畏如猛虎，如张謇所说：清政府“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过捐卡而不思叛其上者非人情，见人之酷于捐卡，而非人之欲叛其上者非人理” ，“商之视官，政猛于虎” ”商人们此有着切肤之痛，使他们深切地感到参政与限政的必要性，认识到自己“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更有监督政府的义务”，而参政、限政与监督政府的根本途径就是建立和实施宪政体制，用宪法和法律节制政府的权利，使其对工商业的发展和私人财产权采取保护的政策。由于立宪派的共同努力，清政府被迫宣布“预备立宪”，于1906年9月1日发布了仿行立宪的上谕。在这以后设立的各省咨议局中，商人们不仅拥有一定的发言权，而且以该局为权利基础进一步凝聚社会力量，限制政府的专横权力。预算与税收权争夺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权力之争，因为这两项权力与商人的关系最为密切。在“国会请愿”运动中，商人们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商人们认识到：“中国无国会，而致不能有完备的法律，不能制定正确的商业政策，税收不合理，进出口税利洋商不利华商，说明商人的命脉完全系于国会”；“国会不开，则财政不能监督，财政不能监督，则吾民朝以还，政府夕以借。吾民一面还，政府一面借，又谁得而知之？谁得而阻之？徒然使吾民于租税捐派之外，多一代官还债之义务，吾民虽愚，又谁愿以有限之脂膏，填无底之债窟乎！”在清政府的资政院中，以商人为核心力量的立宪派经过不懈努力，几乎将这一御用机构改造成为代表民意的国会。像这样商人敢于跟政府“叫板”的事，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1911年，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推行预算制度，由于议员们据理力争，清政府被迫将原预算额37635万两核减掉7790万两。遗憾的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刚刚开始便遇到了挫折，宪政精神与制度转型刚刚起步便功亏一篑。戊戌变法之后，中国被迫中断了宪政改革的上层资源，此后中国的制度变迁便只能走暴力革命这条成本最大的路。

    中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判断一个良性税制的标准，首先不是看它是否有效率，而是看它能否做到不侵害以至维护纳税人的财产权，但也只有宪政制度才能产生这样的良性税制。在宪政政体下，税率是可以谈判的，纳税人可以通过在立法与司法环节与政府展开博弈，千方百计在制度化的谈判中通过代议的形式与政府“协定税率”，博弈的结果是双方都做出让步和都承担责任，产生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税率，由此减轻税负，维护自己的财产利益。而在非宪政政体下，由于纳税人无权、也无任何机会与政府谈判，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在立法与司法这两个环节无法与政府沟通，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就只能发生在征税的过程中。一个由政府单边制定的边际税率很可能是奇高的、甚至毫无道理的税率，而这个税率又根本不可能协商、谈判，纳税人维护自身财产权益的愿望是恒定不变的，他们同样会拼命维护自己的利益，试想，这会导致什么情况出现？纳税人的选择只能是千方百计地偷漏税，以期获得假想的议会谈判中可能获得的利益，以一种潜规则的方式而不是法律的形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在非宪政社会中，偷漏税行为是广泛化的和难以抑制的。纳税者和政府都知道有这个潜规则存在，在一定的条件下，双方甚至可以达成一种事实上的默契：政府在财政收入来源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可以“睁眼闭眼”，但这种默契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政府的手里。政府税收征管松懈并不违法，而纳税者没有按照法律条文主动申报纳税则冒着极大的风险，随时面临法律制裁。所以，纳税人依靠偷漏税绝对维护不了自己利益，只有积极推动国家的宪政转型，确立税收的宪政原则，依靠宪法赋予的权利通过代议制的形式与政府展开一场名正言顺的税收博弈，最终维护自己的财产权。这是法治社会中纳税人唯一的出路。从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开始，各国历史上的宪政转型之所以几乎都是从税收方面启程，就是这个原因。

    在现代社会中，选择什么样的税制结构与纳税人财产权密切相关。目前世界各国的税制结构基本上以直接税为主，并且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包括具有个人所得税性质的社会保障税）往往占据较大的比重。19世纪时，英国学者即指出：直接税使国民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自己实际交纳了多少税，政府在征税和安排公共支出时就会比较顾忌纳税人的反映，而流转税是一种间接税，它的纳税人并不是负税人，随着商品的流转，流转税的大部分都可以会被转嫁给后续环节。如穆勒所说：“所谓间接税是这样一种税，虽然表面上是对某人征收这种税，实际上此人可以通过损害另一个人的利益来使自己得到补偿” 。日本当代著名税法学家北野弘久也指出：在间接税制下，“纳税人作为主权者享有监督、控制租税国家的权利，并承担义务”这样的宪政理念“几乎不可能存在”，他指出：“只要消费税占据了国家财政的中枢，就会造成人们不能监督、控制租税国家运行状况的可怕状态” 。在历史上，直接税的征收比间接税要敏感得多，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制在西方各国的确立，是一个比间接税制要艰难得多的过程，最容易激起纳税人的反抗。英国的个人所得税起源于小威廉•皮特时代的1798年“三部合成捐”，因遭到民众反对而时兴时废，直到80多年后的1874年威廉•格拉斯顿任首相时才在英国税制中固定下来。直到20世纪，英国个人所得税仍然和政府年度预算一样需要议会每年以法案来确立。1808年，德国因普法战争失败，为筹措对法赔款而开征所得税，由于受到贵族阶级的强烈反对，直到1891年首相米魁尔颁布所得税法以后才正式建立了所得税制。法国早在1848年就有所得税的倡议，中间经过了半个多世纪，至1914年才得以实行。美国在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后就有所得税的征收，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反对而于1872年废止，进入“进步时代”（1880—1920年）后美国总统塔夫脱提出修改宪法，开征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但遭到保守势力的顽强抵抗。他们耸人听闻地称所得税体现的是共产主义的原则，最高法院也宣布所得税违反美国宪法。直到1913年威尔逊总统做宪法第16条修正案，规定“国会有权对任何来源的收入规定和征收所得税”，所得税的合法性才得到确认。此外，西方各国宪政实践早期对选举权实行限制的时候，直接税的纳税人也往往是享有选举权的必要条件。例如法国大革命后的选举法即规定“每年缴纳直接税达三天工资以上者享有选举权”，称为“积极公民”，而达不到这个标准的称为“消极公民”，无选举权 。其理由是直接税纳税人能够对国家的贡献、监督都远远超过间接税纳税人，而后者则普遍因为搭便车的心理而更有可能接受非宪政的税收制度。与间接税最大的不同点是，是人们从属于自己的财产中拿出一部分来交纳个人所得税，并且这种付出是不可能得到任何补偿的。因此，在所有的税种中，只有个人所得税最能引起纳税人的“税痛”，最能增强其“税意识”，纳税人对税率一丝一毫的的提高都会极为敏感并极力反对，并对政府如何使用税收的问题最为关切，因而也只有个人所得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对于宪政民主的转型具有特殊的意义，有助于在私人财产权和国家税收之间构建起宪政性质的联系。如今，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直接税制，其中又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在这方面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公民拥有的私人财产普遍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公民有了私人的生产资料，人们迫切地期待自己的财产能够得到宪法的保护，而政府财政对于私人和民间经济的依赖性也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开始越来越多地依靠对民营企业和公民（俗称“老百姓”）的征收来获取财政收入。最近召开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将私有财产权写进宪法，说明中国已经在宪政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对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税制的宪政化，将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在新宪法的引导下，个人所得税将成为我国政府未来较长时期内新的税收增长点和输血管道，一种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新的税制结构将逐步形成，而这种税制结构正是我国宪政转型所需要的。

（原载天益网）

　　7月份宏观数据在稍有些出乎市场意料的情况下“出炉”了。CPI(消费者价格指数)低于市场预期回落到6.3%，但PPI(生产者价格指数)却从6月份的8.8%一路飙升到10%，达到12年来新高。

　　CPI与PPI倒挂开始成为中国目前通货膨胀演变的新趋势，这将使得中下游企业利润进一步挤压。

　　8月12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认为，在物价管制下，PPI不传导到CPI将只是名义上的，“它会减少产品供应量，表现为另一种通胀：隐性通胀，现在中国的隐性通胀压力较大。”

　　他强调，应该坚持从货币角度、探索货币总量的运动规律来分析物价总水平，“仅看CPI是没办法认清通货膨胀的。”在此逻辑下，他建议，货币绝不能松，与其松货币不如松物价管制，中国需要运用更灵活的结构政策来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

　　价格管制歪曲价格信号

　　《21世纪》：刚刚公布的7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跳升到10%的高位，这是12年以来的历史新高。但同时，居民消费价格(CPI)却回落到6.3%的低位。我们该如何认识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下，PPI到CPI的传导机制？

　　周其仁：实际上这个问题是问，有些成本涨了，多大程度可以转嫁到最终产品上来，让消费者买这个单？这取决于市场上的竞争状况。如果产品和产品之间竞争非常激烈，完全可能PPI涨了但最终产品不涨，而如果你的竞争对手少，你就有能力把成本上涨转嫁给消费者。CPI主要反映消费品供应情况，那么看这个产品市场的竞争情况和生产这些产品的要素市场竞争情况，分析这两个市场的相对竞争程度，就分析出所谓传导。

　　但在我们目前的价格管制下，这个分析有些困难。因为即使你没有什么竞争对手，你可以涨价，消费者也买，但有管制，涨价就是违法，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可以说PPI不会传导到CPI。

　　《21世纪》：这对我们判断真实的通胀形势产生了什么困扰？尽管CPI回落了，但我们到底该如何认识目前的通胀压力？

　　周其仁：上面提到的PPI不传导到CPI的情况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它会在数量上减少供应量。因为你想，如果成本上升，但又不能提价，企业利润就会一再挤压，他还会从事这个生产吗？最后表现为另一种通胀：隐性通胀，也就是价格没动，但供应量没有了。

　　中国现在存在着隐性通胀的压力，这从煤电油运的紧张可以观察出。所以说，应该从哪里看中国的通胀压力？我认为应坚持从货币角度去分析物价总水平。

　　如果市场中有过量的货币存在，我们就需要很好地认识、探索货币的漫游规律。中国的货币存量还是很大，广义货币总的存量与年度GDP的比例差不多是全世界最高的。虽然这不是说一下子就发作，但这个力量总是在经济里面，当这个量移动的时候，就要特别当心。

所以，仅仅分析CPI是没有办法认清通货膨胀，还是要看货币总量。

　　与其松货币，不如松物价管制

　　《21世纪》：从政策应对来说，如何更好抑制真实通胀？我们知道，在前期从紧货币政策调控下，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放缓，所以为保增长而“松货币”的呼声最近也越来越高。

　　周其仁：货币不能松，即使不说继续从紧，也不要轻易就松。尤其现在PPI还涨的这么快，企业成本压力很高，市场不会有信心。如果迫于各种短期压力松货币，后果有可能是通胀压力继续增加，并因为通胀指数的反复而进一步强化公众的通胀预期。前面我强调，价格管制条件下的CPI并不能真实反映通胀，所以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物价总水平已经稳定下降了。

　　这并不是说要增长，而是说不能高度依赖通过增发货币来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这不健康。

　　从可以选择的角度说，为了健康的增长，与其松货币，还不如松物价管制。把年初宣布的临时价格干预措施松下来，比如把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做局部的甚至全部取消。

　　《21世纪》：不过，由于CPI关系国计民生，物价管制措施是不是也有它一定的作用？

　　周其仁：很多国家都是这样，一旦发现CPI冲上来以后，就对物价进行管制。这是很容易产生的一种反应方式，把物价冻结以后看上去物价就不涨了，但实际上通胀压力转变了形式，价格没上扬，但供应下来了。

　　还是前面那句话，CPI不能全面反映通胀压力。比如你现在看到CPI是下来了，但PPI没有下来，再往上走，有可能是过量货币漫游的规律正在变动，也有可能是因为管制的不对称压力造成的。

　　我们要争取更高的增长，但是不要通过松货币来促进增长。因为我们增长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应该用灵活的结构政策来促增长。

　　我在浙江看过一些好的苗头，一看市场不行了，地方政府也很紧张，大家就一起出力，政府减点税，退点税给企业，而企业减少一点利，比如有一些房地产公司，把价格降下来，这样的话跟国内的需求就比较咬合。这样主动调整的公司不会死，也不用担心银行坏账。

　　《21世纪》：那么松物价管制，具体来说有什么好处？

　　周其仁：举个例子。前一段时间我去访问蒙牛公司，蒙牛的业绩是蛮好的，但是它的股价却往下掉。蒙牛公司也觉得冤枉。为什么？因为蒙牛的牛奶是在物价干预范围内的，投资者会看，饲料也涨了，人工也涨了，运输成本也涨了，但就是你的产品价格不动，那投资人会想这个公司的利润靠不住，这说明价格管制会让人们对一些好的公司也没有信心。

　　如果取消临时价格管制措施，会使市场各方面更有信心。另外经济运行也更好一点，因为以正确的相对价格来协调供求。价管很容易把电管没了，扩大管煤，道理一样，就是煤的供应也会下降。现在的煤电油运看起来没有价的压力，就是需求太旺/没有供给量。

中国的增长潜力的余地很大，但松了货币的话，其他潜力就挖不出来了。人都是这样的，容易的做法可以达到目的，谁也不愿意做费劲的事。中国要完成从过度依赖外需转向内需驱动的转折，不费劲怕没有来得那么容易。

　　仅加贷款，不能解决中小企业“寒冬”

　　《21世纪》：中小企业的困境是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不是松一些货币可以解决他们的困难呢？我们看到，现在政府也都在积极去做，倾斜性增加中小企业贷款额度等。

　　周其仁：中小企业的困难要分析。我认为第一位的困难是订单，现在的大问题是欧美市场的体量在下降，反映到中国的中小企业这里，就是市场单子减少。单子没有了，或减少了，给他贷款也都没多大用。中小企业的市场化程度最高，完全依赖于市场需求存在。当市场需求收缩，或有结构转移的时候，只能因势利导帮助转变。

　　第二位的困难，是不断上涨的成本压力。这个压力不降下来，有订单也做不了。所以，把通货膨胀压下来从根本上也是帮中小企业的。PPI上涨10%，有单子的中小企业也没办法活。

　　第三位才是资金困难。客观的看，什么样的中小企业应该给它融资支持呢？就是市场没问题，成本还能控制住的，这种公司给它资金是帮忙。否则还不是害了人家？

　　《21世纪》：你刚才说当市场需求收缩，要因势利导。除了资金的支持，还有哪些政策可以做的？

　　周其仁：最根本就是要把国内市场潜力发挥出来，其中比较关键的就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比如刚才讲的政府让出一块税，公司让出一块利，特别是大幅度紧缩政府开支，大幅度降低税负，增加居民家庭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中国应该要努力做到在外部情况不好的时候，争取独善其身。中国有条件，因为国内市场潜力大，结构调整的余地很大。总之，更灵活的结构政策和改革政策，可以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

（原载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露）

尽管南韩SBS电视台提前泄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正式亮相依然让整个西方世界为之颤栗。其实，屏幕上所显示的只是这一伟大作品的一小部分，更多的甚至还不为人所知。听说当夜为保证开幕式无雨，更多的工作人员和俄罗斯专家用1104枚火箭弹组成一道空中“火墙”，拦截了一场即将进入北京的暴雨，简直不可思议！

看到这样成功的开幕式，估计西方一些不怀好意的政客想死的心都有了。连开幕式前一直喋喋不休地批评中国政治的解说员在结束后的解说词中感叹道：“没有人，没有人再会对这次开幕式的成功存在争议；这是一场令人目瞪口呆，目瞪口呆的完美表演！”

话又说回来，这项伟大的作品仍然有些地方差强人意。张导演充分利用他在电影拍摄中对光、声、电的理解，给观众以视觉上的震撼，是关键性的成功之举。但令世界关注的奥运主题歌《我和你》却是个不伦不类的三流作品，令人扫兴。别说在表达欢乐和激情上无法与汉城奥运会的《手拉手》不是一个数量级，就连和春节联欢晚会上的二流作品《难忘今宵》都无法相比。

张导演拍电影的致命弱点就是主题内容的空洞和不连贯，这导致他与奥斯卡奖无缘，不幸这次大导演的老毛病重犯。孔老夫子的“弟子三千”齐声朗读《论语》的滑稽场面就不要提了，那才叫一个守旧和封闭！由于东西文化的差异，表演中所宣扬的主体思想“和谐”很难被世界接受，更不要说西方主流媒体。难怪当画面出现“和为贵”的字样时，连美国解说员都乐了：“哈哈，这个只能是属于‘未来’的！”

“活字印刷舞”也同样差强人意。老美大都看不懂，有的甚至说：“对了！中国人正在表演是他们发明了麻将”，真让人能笑破肚皮！首场的“击缶表演”也颇令人郁闷，击鼓就击鼓呗，干嘛要写成“击缶”？！击缶就是击打碗盆，是中国古代最底层人的娱乐内容，大概是因为置办不起乐器。后演变为送丧的礼乐和穷叫花子敲墩钵。好在老美的解说员也不懂中国文化，否则老美解释说：那是在表演丧礼，岂不晦气？！

其实，历史剧有两场也就够了。第一场可表演秦皇汉武修长城、战匈奴，表现我中华抗击外来侵略，“敢犯大汉者，虽远必诛”的英雄气概，也体现出一下我民族自古就有“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不要让这些狂妄自大的黄毛小子以为只有他们才有血性和正义！第二场应该表演“丝绸之路”、“鉴真东渡”和“郑和七下西洋”等中外交流史，反映中国人民自古就有爱好和平的传统。西方文明中好的东西我们有，西方文化中没有的东西，如“平等相待”、“与邻为善”，我们也有！整体表演的主要方向应该立足于今天、展望未来。而这次的表演总让人感到张导演还没有从秦始皇兵马俑坑里爬出来，难道近年来中国的成就真的不值一提？！

然后是镜头选取。奥运会本来是世界性运动盛会，属于大众娱乐。本想看到各国观众狂欢的镜头并摆出各式各样的Pose照相，就像亚特兰大奥运会那样，搞成一个狂欢节。结果很扫兴！我看到的大都是把镜头给了主席台上的那些过了气的老常委。难道这个开幕式只是为这几个老头搞的，所以要讨得他们的欢心？真搞不懂！

奥运开幕式的点火也很让人失望，李宁这个飞天的动作和创意在《梦想》表演中都出现过，点火缺乏惊险和悬念，所以没有给海外观众留下什么印象。人们永远也忘不了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式上残疾人运动员里贝罗在夜空中射向70米远、21米高圣火台的那支箭，至今仍在电视上一遍一遍地反复播放着。笔者并不是个想象力丰富的人。不过，若是让我当导演，宁可让9岁小英雄林浩和坐在轮车里的金晶，在奥运会主题曲《我和你》的歌声和中国观众的欢呼声中共同绕场一周，让那些坐在看台上的那些尊贵的西方政要知道一下：什么才是真善美！

最后，应该让一个浑身涂满白色荧光的一个真实的鸽子嘴里叼着橄榄枝形状的火种，在空旷的体育场上空展翅翱翔。最后，正当人们提心吊胆看着它将要飞走时，它突然将火种丢在火炬上-----世界被照亮了！

除了举办中出现的某些不尽人意之处，国家举办奥运会的动机也很值得商榷。说实话，我总觉得奥运会都是人家西方玩剩下的游戏，光伦敦就要举办第三次，要不是二战取消那次就是第四次了。别人办奥运谋求的大都是商业利益，第二届巴黎奥运会和第三届圣路易斯奥运会是借着世界博览会的机会同时进行的，巴黎的田径场那时还长满了青草。更绝的是，马拉松比赛还要穿越大街小巷，所以其他国家的运动员认为法国人包揽前三名全靠“熟悉地形”！

其他西方国家的情况大致也差不多，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德国人在体育设施上花了8亿多美元，应该说是大头了。总之，他们是支出能减则减，收入能加就加。毕竟，市场法则决定一切，这年头谁愿意充当憨大？！

中国的精英们热衷于举办这次盛会，他们为中国画了个人好大的圆饼：“奥运能使经济腾飞”、“奥运会是经济社会加速器”、“以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为契机，日本大踏步全面走上世界经济舞台的聚光灯下”、“奥运会将日本、韩国带上国际经济舞台”。甚至当时的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指出，北京申奥成功将在今后7年内平均每年拉动中国GDP增长0.3到0.4个百分点；时隔一天，北京市统计局也声称，举办奥运会将对北京每年的经济增长产生2个百分点以上的拉升作用...几年后，还是这个统计局，数字显示2800亿的巨额投资没有给经济带来任何的“额外的增长”！

至于日韩的真实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出入：

1964年东京奥运会时，电视开始进入家庭，日本想展示日本的经济活力和日本产品的精良，向世界表达“日本不是一个战败国了”，以洗刷战后日本产品物次价廉的形象，不惜花费30亿美金来办东京奥运会。他们不仅把场馆建设到一流水平，更重要的是改建了东京中心地带，并新建了高速公路和高科技的电气化铁路，为经济扩张打好基础。难怪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讽刺说，东京为举办奥运会修建设施，其实真正需要它们的是日本和东京，而不是奥运会。

人算不如天算。结果呢？1965年日本GNP从上一年的13.2%降至5.1%！狡猾的日本人来了个“脑筋急转弯”，利用冷战东西对立而搭上美国的战车，不仅不费一枪一弹收回了琉球群岛，更由于越南战争军火订单而实现了经济张，使日本经济得以起飞。“索尼”品牌脱颖而出成为国际级品牌、日本消费电子产品的得到起飞、甚至汽车后来卓有成效地与欧美国家厂商进行竞争都与越战订单有很大的关系，将功劳记在奥运会的帐上，实在是中国精英们的一大发明。

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开幕式举办的神秘又很有特色，商业操作也十分成功。共有160家电视台通过25个卫星向85个国家转播奥运会，不仅使全世界对韩国增加了解，对韩国旅游产业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南韩奥运会组委会在运动会的组织过程中使用本国电子设备，这给韩国电子技术产业提供了大好机会。

即便是这样，结果也十分不妙。1997年11月11日金融危机时，当天南韩的外汇存底只有38.4亿美元，两周后需要偿还的外债就高达100亿美元！光是韩国需要从外国输入生活必需食粮，也需要120亿美元。就在南韩几乎“被枪架在脖子上”时，引发民族主义。不少韩国人捐黄金，有些人几乎倾其所有，200多万韩国人捐出黄金总额高达10亿美元。受其感动，国际上帮助南韩渡过了经济危机。

只要睁开你的眼睛看一眼就会明白：奥运会并没有“推进了日本、韩国经济起飞”。而是日本和南韩的由于经济扩张，曾打算利用奥运会来促进，因为这两个国家当时无法使用武力，只能出此“下策”。而后来的腾飞，却是另有它因，与奥运会没有多大的关系。否则，你怎么解释雅典奥运会后，希腊的经济增长率只有3.3%，创9年来的最低？！而且希腊人为了这个该死的奥运会可能要背负近10年的债务。否则，你怎么解释举办了两届奥运会的英国，经济一下子就被中国超过？！

从官方渠道传来的声音说：北京奥运会将表达了中国成为一个大国的诉求，这些混话近于无知。中国早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然就是准超级大国，套用美国政治家的话来说，就是“第三超级大国”和“潜在的超级大国”。近三十年国力相对下降，但还不至于沦落到对自己是否是“大国”都不自信吧？何必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有的精英说，日本和南韩就是用奥运来提高民族的自豪感、加强民族的凝聚力的。可笑啊！南韩的民族凝聚力是有的，与奥运会有一毛钱的关系吗？！民族的自豪感，哈，还是听听别人是怎么评论他们的吧。日本就是举办一万次奥运会，也改变不了其哈美心态。美国，甭管它是恶棍还是世界的救世主，它确实是有让人尊敬的地方。这不，刚造了两颗原子弹，就朝着日本人头上扔下去了...从此它就成了世界的老大，赢得了世界的尊敬！

北京奥运会，直接耗费的金钱竟达2800亿人民币（约合370万美元），创造了世界之最；至于在其它方面所作的让步就更不用提了。即使高效益的2005—2008年的“奥运投入期”内也没有给北京，更不要说给中国带来“额外的经济增长”。在下看来，这纯粹就是没有任何经济效益的一种赔本赚吆喝的“形象工程”。如果我是国家领导人，趁早把南沙、台湾和钓鱼岛都给收回了，到时什么什么经济利益、大国的地位、爱国主义都有了。林肯说过：“一座房子不能从中间裂开。”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他不惜打了一场伤亡数百万人的南北战争。几十年后，美国一举跃升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

说老实话，笔者是含着眼泪看完奥运开幕式的，深感中华民族确实多灾多难。远的就不说了，光是眼下就赶上奥运圣火传递受阻、南方雪灾和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是中国人民强忍着泪水献给世界的一份欢笑、一份惊喜、一个奇迹。苦难的中国这次像一支红色的蜡烛：流干了眼泪，照亮了世界，最后燃烧完自己...

中国历史上的奇迹工程有许多，像长城、大运河和颐和园。有的虽不能直接受益，但却造福后人，使民族强大；有的只能招致衰败，留下骂名。无论结果是什么，此次奥运会必将对中华民族在本世纪的盛衰走向有着深远的影响，很可能就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冷静点吧！不必对北京奥运会的成功感到太得意。

巴拉克·奥巴马和 约翰·麦凯恩正在丈量白宫的窗帘。他们在思考谁将组建政府，计划大选后的过渡，并展望上任的最初一百天。

太自以为是？

不是，这是谨慎。

在激烈的竞选中，奥巴马和麦凯恩很容易只关注赢得大选的任务。对于候选人来说，假装谦虚并否认他们已经讨论过上任后的计划只是在政治上正确。

但从一任总统向下一任总统的过渡非常重要，漠视这点是不可能的。

好消息是奥巴马、麦凯恩和布什政府正严肃地对待即将来临的过渡。《华尔街日报》上周报道，两位候选人竞选计划都在确定下一届政府的关键人物，这些人可能在敏感的国家安全部门任职。布什政府很早就承诺为这些提名人启动清关程序。随着过渡的开始，总统提名人可能考虑要求几位关键任命官员在其职位呆上几个月。

战争和恐怖主义时期，总统过渡的问题尤其尖锐。上个月，国家公共行政学院在国土安全部强调了即将来临的过渡的困难。美国的敌人希望，在新政府初期，关键的职位空缺或者新任命官员长期的学习曲线将降低我们侦测、阻止以及对恐怖主义袭击做出反应的能力。

但总统过渡议题并不限于战争和国家安全职位的任命。

美国在权力过渡的规模和复杂性上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在绝大多数议会体系下，职业公务员在最高层次上保持位置，很少有政治任命。

美国当然有高层次和高质量的公务员，但在政治权力最高的四个或更多个位置是采用政治任命官员的方法。仅仅在华盛顿，就有3000多个政治任命官员进入新政府运作部门和机构。其中有600多人需要参议院的确认。查找、审核和确认这些提名人就是一项巨大的任务。

不幸的是，政治任命过程近乎杂乱无序。约翰·肯尼迪总统从一般的政治任命官员宣誓就职到上任仅仅花了两个多月。最近的两届政府则花了9个月。拖长的原因很多。任命的政治官员更多。在华盛顿，“我抓住你了”的政治气氛已经到处蔓延，FBI调查所有提名人的背景，甚至那些不属于安全职位的人。参议院经常因为对无关事务产生影响而阻止被提名人。

这是一个呼吁国会改革的领域。但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总统候选人这么早计划过渡要比以前更加有必要。

过去过渡的成功和失败指出，奥巴马和麦凯恩应该遵循四项一般准则。

首先，人事规划要早。里根总统有Pendleton James提出选举前几个月的潜在被提名人名单，他的背景是曾在私营部门做猎头业务。由于他留下来成为人事主任，里根的过渡受益于专业性和连续性。James也和里根过从甚密，并且，他的努力受到了尊敬，并得到了竞选其他方面的协调。相反，其他的过渡遭受的折磨包括多重团队、模糊的责任线或者负责人事人员最后一分钟的改变。

第二，重点关注白宫工作人员。Mark Gearan对于1992-93年克林顿总统的过渡不可或缺，但政府花时间在金枪鱼委员会的提名人上，却没有对总统周围的白宫工作人员给予足够的重视，最后结局令人悲伤。特别是在政府初期，很多政策都由总统周围的团队制定。布什总统甚至在2000年11月选举之前就任命Andy Card为幕僚长，而且，甚至在选票计算存在争议期间，他的很多团队已经布置妥当。

第三，联合华盛顿内部人士和你家乡所在州以及你的竞选队伍。很多总统被视为外部人，在其政府蔑视华盛顿经验。最好囊括一些熟悉华盛顿方式的从容老手，以及精力充沛和忠心耿耿的竞选工作人员。

第四，在行政初期拥有一些大的立法目标并尊重国会角色。很多总统带来选民没有预料到的新的优先领域，或者发给国会的议程在关键委员会上创造瓶颈。一个明智的开始是抓住一些广泛得到审核的立法草案，尊重国会，并且为实现这些草案在合理时间表下运作（最初的六个月到九个月，而不是一百天）。

这是一项庞大的事业，然而，威信来自奥巴马和麦凯恩在开始就展望执政，而不只是专注于竞选。

一

　　正如那个困惑的野蛮人拣起了——大洋中的一块奇怪的废弃物？——沙漠中的某件出土物——或者从天上掉下来的某个无名的物件？——它有着复杂的曲线，一开始单调地闪着光，然后又刺射出明亮的光。他在手中把玩着它，把它翻转过来，试图发现如何处置它，试图在自己的把握中发现某种世俗的功能，却从未梦想到它会有更高的功能。

　　我们也是这般状况，手里拿着艺术，自信地以为我们自己是艺术的主人；我们大胆地指挥着它，更新它，改造它并显示它；我们出售它以挣钱，用它取悦当权者；时而用它来消遣——径直到唱流行歌曲的地方和夜总会，时而又为了转瞬即逝的政治需要和狭隘的社会目的而抓住最近的武器，不管那是软木塞还是短棍棒。但艺术并不因我们的所作所为而被亵渎，它也并未因此而偏离开自己的天性，而是在每一个场合、在每一次应用中它都把其秘密的内心的光的一部分给了我们。但是我们能理解那道光的全部吗？谁敢说他已经为艺术下了定义，已列举了它的所有的方面？或许曾几何时有个人已理解了并且告诉了我们，但我们却不能长期满足于此；我们倾听着，忽略着，当场立即把它掷了出去，一如既往匆匆地把甚至最优秀的也交换出去——但愿是为了换得某种新的东西！而当我们再次被告知那个古老的真理时，我们甚至将不记得曾经拥有过它。

　　有一位艺术家把自己看做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的创造者；他把这样一个任务扛在肩上，那就是创造这个世界，让它居住芸芸众生并为它承担包容一切的责任；但他却在这个世界的下面崩溃了，因为一个凡人的天才是没有能力承担这样一个负担的。这完全就像普通人一样，他宣称自己是存在的中心，但却没有成功地创造出一个达到了平衡的精神体系。而且如果不幸压倒了他的话，那他就责备世界的时间久远的不和谐，责备今天的断裂的灵魂的复杂，或者责备公众的愚蠢。

　　另外一位艺术家看出天上有另外一种权力，于是乐得在上帝的天国的下面做一名谦恭的学徒；然而，那被写出的或被绘出的他对一切的责任，他对感知到他的工作的人们的责任，却比以往更为苛求。但是，作为回报，创造出这个世界的却并不是他，也不是他指导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其基础来说是没有什么不确定之处的；这位艺家只须比其他人更加敏锐地意识到世界的和谐，意识到人类对世界所做的贡献的美和丑，并把这一点敏锐地传播给他的同胞。而当不幸的时候，即使是在存在的最深处——陷于穷困、入狱、患病——他的稳定的和谐感也从未抛弃他。

　　但是艺术的一切非理性、它的令人目眩的特色、它的不可预知的发现、它对人的毁坏性的影响——它们充溢着魔力，不会被这位艺术家对世界的想像所用尽，不会被他的艺术概念或者他的拙劣的作品所用尽。

　　考古学家们并没有发现人类存在早期那些没有艺术的时期。就在人类的熹微晨光中，我们从未能及时看清的手中接受了它。而且我们也没有及时询问：给了我们这个礼物是为了什么目的？我们要用它做什么？

　　那些预言艺术将会解体、预言艺术将比它的形式活得长久并死去的人们，他们是错了，并且将总是错。注定要死的是我们——艺术将永存。那么即使是在我们的毁灭之日，我们会理解艺术的一切方面和艺术的一切可能性吗？

　　并不是一切都有个名字，有些事情是不可言传的。艺术甚至能使一个冷淡忧郁的灵魂激动起来，达到一种高度的精神经历。通过艺术，不能够用理性思维所产生的那种启示有时就来到我们身旁——隐隐约约地、短暂地来到我们的身旁。

就像童话中的那个小镜子一样：你只要朝镜子里看，就会看到——并不是你本人，而是在一秒钟之内看到那个难以得到之物，谁也不能奔到那儿，谁也飞不起来。而只有灵魂发出一声呻吟……

　　二

　　有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出了这句费解的话："美将拯救世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陈述？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这只不过是话语而已。这怎么会可能呢？在嗜血成性的历史中美又何曾拯救过何人免于难呢？使人高尚了，使人精神振奋了，是的——但它又拯救过谁呢？

　　然而，在美的本质之中却有某种独特之处，那是在艺术的地位中的一种独特之处；即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说服力完全是无可辩驳的，它甚至迫使一颗反抗的心投降。要想在既是错误又是谎言的基础上写出一篇外表上流畅典雅的政治演讲、或写出一篇刚愎自用的文章，或勾勒出一套社会计划，或创造出一个哲学体系，这都是可能的。但被隐藏的事物，被歪曲的事物，却不会立即变得显而易见。

　　然后一篇矛盾的演讲、文章、计划，一种立场不同的哲学又为了进行反抗而聚集在一起——并且完全同样典雅流畅，并且再次产生效果。这种事物之所以既被人相信又被人怀疑，其原因也就在于此。

　　重述不能触及灵魂的事物是徒劳的。

　　但是艺术作品却在自身之内拥有着自身的证明：被设计出来或者被滥用的概念并不能忍受被用形象刻画出来，它们都轰然落下了，显出苍白的病色，不能令任何人信服。但是那些将真理挖掘了出来并且把真理当作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力量呈现给我们的艺术作品——它们控制着我们，迫使我们屈服，而且似乎从未有人要反驳它们，甚至在未来的时代也似乎无人要反驳它们。

　　因而也许真、善、美的那个古老的三位一体并不纯粹是我们在我们的自信的、实利主义的青年时代所以为的一种空虚的、褪了色的公式吗？倘若如学者们所坚持的那样，这三棵树的树梢聚合在一起，但是真和善的过于显眼的、过于笔直的树干又被压坏，被砍掉，不被允许穿过去--那么也许那怪诞的、不可预言的、意外的美的树干将会穿过去并高飞到那个相同的地方本身，并同时完成这所有三者的工作吗？

　　如此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美将拯救世界"就不是漫不经心之语，而是一个预言吗？毕竟，一位具有怪诞的启发的人，他被允许多人看。

而且如此看来，艺术、文学果真能够帮助今天的世界吗？我在多年之后终于多少看透了这个问题，今天我想在这儿呈现给诸位的，就是这个小小的见解。

　　三

　　这个讲台远非是提供给每一个作家的，而且被提供的作家一生也只有一次，为了登上这个宣讲诺贝尔奖获奖演说的讲台，我并不是登了三四级临时性的台阶，而是几百级台阶，甚至是几千级台阶；这些是不屈的、险峻的、冻结的台阶，从我注定要从那儿幸存的黑暗与寒冷之中延伸了出来，而其他人--也许比我更有天赋，更坚强--却死去了。我本人在中央劳改营的群岛里只遇见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这劳改营被打碎成零零碎碎的大量岛屿；在秘密尾随和怀疑的重负之下，我并没有和他们所有的人说话，有一些人我只是听说过，别的我只是瞎猜而已。那些已经享有文名的落入那个深渊的人起码还被人所知，但又有多少人从未被认出过，从未在公开场合被提及过一次？而且实际上没有人曾设法返回。一整个民族文学留存在那儿，湮没无闻，不仅没有坟墓，而且甚至没有贴身衣裤，赤裸着，脚趾上贴着号码。俄国文学没有一刻停止过，但是在外界看来却似乎是一片荒原！在一片和平的森林能够长成的地方，经过一阵砍伐之后，却仍有两三棵侥幸生存的树。

　　我今天站在这儿，伴随着倒下的人的阴影，低下头好让以前的其他合格者在我前头通过来到这个地方，当我站在这儿，我又怎能推测他们想说的话并把这些话表达出来呢？

　　这个义务长期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懂得这个义务。用符拉基米尔．索洛耶夫的话来说：

　　甚至锁着锁链我们自己也必须完成众神为我什计划好的循环。

　　频繁地，在劳改营的痛苦的激动中，站在囚徒的纵队里，当时一连串的灯笼刺破了阴暗的晚霜，这时在我们的心中就涌起我们想朝整个世界呼喊出的话语，倘若整个世界能听到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的话。然后似乎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的飞黄腾达的大使会说些什么世界又会怎样用自己的评论来立即作出反应。我们的地平线十分醒目地既拥抱着物质事物，又拥抱着精神的运动，而且在这个不可分割的世界上并没有看到不平衡。这些思想并非来自书本，也不是为了表达清楚而从国外引入。它们是在与现在已经死去的人们交谈中形成的，那是在囚室里和篝火旁，它们受到那种生活的考验，它们从那种存在中生长出来。

　　当外部压力终于稍微小了一些时，我的和我们的地平线变得开阔了，而且尽管是通过一个微小的缝隙，我们却也逐渐看见并知道了那"整个世界"。令我们吃惊的是，这整个世界与我们所预期的、所希望的根本不同；这就是说，并不是一个"不是靠那个"而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一个"不"引向"那儿"的世界，并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世界，它看见一个泥泞的沼泽就会惊呼；"一个多么可爱的小脏水潭啊！"看见具体的领带就会惊呼："一条多么精美的项圈啊！"相反却是一个这样的世界，一些人流着伤心的泪水，而另一些人则随着轻松愉快的音乐喜剧翩翩起舞。

　　这怎么会发生呢？为什么会有这个裂开的隔阂呢？难道是我们感觉迟钝？难道是世界感觉迟钝？或者是由于语言的不同所致？为什么人们不能够听清彼此说的每一句清清楚楚的话？词语再也不像水那样发出声响奔流着--没有情趣、色彩、味道，没有痕迹。

　　随着我逐渐理解了这一点，也在多年的期间一再改变了我的潜在的演讲的结构、内容和风格。也就是我今天所作的演讲。

而且这个演讲与在严寒的劳改营的夜晚里所构思的最初的计划初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四

　　自太古以来人就是被这样制造出来的，使得他对世界的只要不是在催眠状态下被灌输送去的看法、他的动机和价值标准、他的行动和目的都为他的个人的和群体的生活经历所决定。俄国有句谚语，"别相信你兄弟说的话，要相信你自己的斜眼"，而这就是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以及人在世界里的行为的最可靠的基础。在我们的世界伸展在神秘和荒凉之中的漫长时代里，在它受到普通的传播线路侵犯以前，在它被改造成一个单独的、痉挛地跳动着的肿块以前--人们在他们的有限的领域之内，在他们的社区之内，在他们的社会之内，最后又在他们的国土上，依靠经验治理着而无灾祸发生。在那个时候，单独的个人有可能感知并接受一种普通的价值标准：有可能将被认为是正常的事物和难以置信的事物区分开来；有可能将残酷的事物和位于邪恶的边界之外的事物区分开来；有可能将诚实的事物和欺骗的事物区分开来。尽管散居各地的人民过着迥然不同的生活而且他们的社会价值往往惊人地不一致，正如他们的度量衡体系不一致一样，但这些不一致仍然只是令偶尔前来的旅行者吃惊，在杂志上以奇闻的名义报道着，对尚未成为一体的人类并不构成威胁。

　　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知不觉地，突然地，人类变成了一体--满怀希望地成为一体而且又是危险地成为一体--结果它的一个部分的震动和激动就几乎被同时传递到其他的部分，有时任何一种免疫性都欠缺。人类变成了一体，但又不是像社区甚至国家本来那样固定不变地变成一体的；不是经过多年的相互经验团结起来，既不是通过拥有一只单独的眼睛，那是只被亲切称之的"斜眼"，也不是通过一种共同的民族语言，而是通过国际广播和印刷越过一切障碍变成了一体。大量事件雪崩似地降临在我们身上一分钟以后半个世界就听见它们的崩溅声。但是按照世界的陌生地区的法律衡量这些事件并估价这些事件时所依赖的尺度，这却并未通过声波和在报纸的栏目中被传播出来，而且也不能够这样传播出来。这是因为，这些尺度是在单独的国家和社会里在年代过于久远的过于特殊的情况下获得了成熟并被吸收的，它们不能在半空中被交换。在世界各地，人们把自己辛辛苦苦得到的价值应用在事件上，他们固执地、自信地、只是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进行判断，而从未按照任何其他的价值标准来进行判断。

　　如果说世界上并没有许多这样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那么起码也有几种这样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一种价值标准是为了估价就近的事件，而另一种是为了估价远方的事件，苍老的社会拥有一种价值标准，而年轻的社会又拥有另一种，不成功的人民是一种价植标准，而成功的人民又是另一种。这些背道而驰的价值标准不和谐地尖叫着，令我们目眩惶惑，因而倘若我们避开所有其他的价值也就不会痛苦，那就好像避开疯狂一般，好像避开错觉一般，而且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本国的价值自信地判断着整个世界。我们之所以不把那事实上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看做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而是把那最靠近我们的灾难误认为那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其原因也就在于此。凡是离开更远的事物，凡是今时今刻并不威胁着要侵入我们的门口的事物--尽管它发出呻吟，发出压抑的呼喊，生命由此毁灭，即使由此带来几百万牺牲者--我们都认为，总的看来都是完全可以忍受的，在可以容忍之列。

　　不太久以前，在世界的一个地方，在与古罗马人的迫害相比毫不逊色的迫害之下，成千上万的缄默的基督教徒为了对上帝的信仰而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在另外一个半球有某个疯子（而且无疑他并非孤身一人），他急速穿过大洋把我们从宗教解救出来--而且刀剑径直刺入祭司长！他按照他本人的价值标准对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进行推测。

　　一件事物从远处看，按照一种价值标准，似乎是令人艳羡的、欣欣向荣的自由，可是如果在就近看，并且按照其他的价值标准，就令人感到是那种要把汽车掀翻的令人狂怒的压抑。一件事物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可能代表着一个难以置信的繁荣之梦，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却具有需要立即用罢工对其作出反应的疯狂剥削的那种使人激怒的效果。自然灾难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一场殃及二十万条生命的水灾似乎不如我们当地的一个事故那么严重。个人受到的侮辱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有时甚至一个反讽的微笑或者一个打发人走的姿式就是令人丢脸的，而在其他的时刻残酷的拷打也被当作一个不幸的玩笑而被原谅了。惩罚和邪恶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按照一种价值标准，被捕一个月、被放逐到乡村，或者人呆在里面吃白面包卷喝牛奶的隔离室，都打碎了人的想像并用愤怒充塞着报纸上的栏目，而按照另一种价值标准，判决二十五年刑期，四壁寒冰覆盖而里面的囚徒又被剥得只剩内衣裤的隔离室，为神智健全的人设的疯人院，以及无数的非理智的人，他们由于某种原因老是逃跑，又在边境遭到射击--所有这一切却又是司空见惯并为人们所认可。而涉及到世界的那个外国的部分时头脑又是尤其平静，我们对那个部分实际上是一无所知，我们从那儿甚至得不到有关事件的消息，而只有几位记者的琐碎的、过时的猜测。

　　然而我们却木能因为这种两重性，因为对另外一个人的深沉的悲哀，对这种惊得发呆的不理解而责备人的看法，要知道人就是这样组成的。但是对被压缩成一个单一的肿块的整个人类来说，这样的相互不理解却显示出迫在眉睫的猛烈毁灭的威胁。面临着六个、四个或者甚至两个价值标准，一个世界、一个人类是不能够存在的：我们将被节奏的这种不一致、被颤动的这种不一致扯开。

一个有两颗心脏的人并不是为这个世界而存在的，我们也将不能够在一个地球上肩并肩地生活着。

五

　　但是谁又将协调这些价值标准呢，而且又将怎样使这些价值标准达到协调呢？谁将为人类创造一个阐释系统，它又是既适用于善行又适用于恶行，既适用于不可忍受的事物又适用于可以忍受的事物呢？这些善行和恶行，不可忍受的事物和可以忍受的事物在今天是有区别的了。谁将向人类说清楚何为真正令人忧郁、无法容忍之事，何为仅仅局部地擦伤皮肤之事？谁将把愤怒引向那最可怕的事物而不是那更近的事物？谁会成功地把这样一种理解转移到在他本人的经历的界限之外的地方？谁会成功地让一个心胸狭隘、固执的人强烈地感受到其他人的遥远的欢乐和悲哀，感受到对他本人所从来体验到的种种方面或者蒙蔽的一种理解呢？宣传、压抑、科学证明--这一切都是无用的。但是幸而在我们的世界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手段！这个手段就是艺术，这个手段就是文学。

　　它们能够创造奇迹：它们能够战胜人的那种有害的特征，那就是只从个人的经验中进行学习，结果别人的经验徒劳地从他身边经过。当人在地球上度过他的短暂一生的时候，艺术就把一个陌生的终生的经历的全部分量，连同它的一切负担、色彩、其生命的力量，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了；它在肉体上再次创造出一个未知的经历，并允许我们拥有它，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东西。

　　而且不止如此，远远不止如此。随着相当于数世纪之久的时间的逝去，不论是国家还是整个大洲都在重复着相互的错误。这样一来，人们就会以为这是多么明显啊！但并非如此，某些国家已经经历过、考虑过并且摒弃了的东西，却突然被别的国家发现是刚到的新闻。这儿又是如此，我们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一种经验的唯一替代物就是艺术，就是文学。艺术和文学拥有一种奇妙的才能：它们能够超出语言、习惯、社会结构的区别而将一整个民族的生活传达给另一个民族。它们能够向一个没有经验的民族传达一种持续许多个十年的严苛的民族磨练，甚至能够使一整个民族免于走着一条不必要的，或者错误的，或者甚至是灾难的历程，从而使人类历史少走弯路。

　　我今天从诺贝尔的讲坛上急迫地向你们提醒的，就是艺术的这种伟大而又崇高的性质。

　　而且文学又朝着另一个无价的方向传达着无可辩驳的、浓缩的经验，亦即一代代地传下去。这样它就变成了民族的活的记忆，这样它就在自身之内保存着并且点燃了她的已经度过的历史之火，而保存和点燃这历史之火所采用的形式又免遭畸形和低毁。文学就是以这种方式，和语言一起保护着民族的灵魂。

　　（近来有一种时髦的说法，即应该消除各民族之间的差别，不同的民族应该在当代文明的熔化炉里消失。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对它的讨论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儿作如下说法是恰当的，即民族的消失，就如同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样，有着一个人格一张脸一样，会同样使我们贫瘠。民族是人类的财富，是人类的集体的人格，最无足轻重的民族也有着其特殊的色彩，并在自身之内拥有着神的意图的一个特殊的方面。）

但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果受到权力的干涉而被扰乱，那就是太不幸了，因为它不仅仅是对"印刷品的自由"的侵犯，而且也是民族心灵的关闭，是将民族的记忆击成碎片。这个民族就不再注意其自身了，它已被剥夺了其精神上的团结，而且尽管据说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可是同胞们却突然不再互相理解了。一代又一代的缄默不语的人变老了，死去了，可从来连自己都没有谈论过，也不互相交谈，不对后人交谈。当像阿赫玛托娃和赞加亭--他们终生都处于活埋状态--这样的人注定一直到死都要在缄默中进行创作，而又从未听到对他们的作品的反响，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一种悲哀，是整个民族的一种危险。除此之外，在某些情况中一当由于这样的缄默而使得整个历史不再被人从整体上予以理解时--它就是整个人类的一种危险。

　　六

　　在各个不同的时刻，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人们曾进行了热烈的、愤怒的和微妙的争论，争论的问题就是，艺术和艺术家是否应自由地为自己而生活，或者应总是注意到他们对社会的责任并且不带偏见地为社会服务。对我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左右为难之处，但我将避免再次引起这一系列的争论。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个最令人赞叹的讲话实际上就是阿尔贝．加谬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我乐于赞同他的结论。确实，俄国文学在几十年的期间展现了一种倾向，那就是不太沉溺于对自身的沉思默想，不是太轻浮地焦躁不安。我并不耻于竭尽所能使这个传统再继续下去。俄国文学长期以来对下述概念并不陌生，即一个作家在他的社会之内是能做许多事情的，而且这样做也是他的责任。

　　我们不可侵犯艺术家只是表现他自己的经历和内省而不顾及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的权利。我们不可要求艺术家允许我们侵犯他的这个权利，而是--责备他，乞求他，敦促他，诱惑他允许我们侵犯他的这个权利。毕竟，他的才能只是有几分是他本人发展起来的，大部分则是在出生时像一件成品一样炸进他身上的，而这个才能的天赋又将责任强加在他的自由意志上。我们可以假定艺术家并没有受惠于任何人；然而看到下述状况却是痛苦的，即当他隐退进他的自我制造的世界里或者他的主观怪想的空间时，他就有可能将真实的世界拱手交到贪财的人的手中，如果不是交到卑劣的人、不是交到疯狂的人的手中的话。

我们的二十世纪已证明比先前的若干世纪更为残酷，而本世纪的头五十年并没有将其所有的恐怖抹掉。我们的世界被贪婪、嫉妒、缺乏控制、相互的敌意等这些同样古老的穴居时代的情感撕得四分五裂，而这些情感又顺便拣起了诸如阶级斗争、种族冲突、群众的斗争、工会的争端之类体面的假名。原始时代的那种拒不接受妥协已被变成了一种理论原则，并被认为是正统的美德。它需要几百万人在无休止的内战中作出牺牲，它朝我们的灵魂鼓吹，像不变的、普遍的善良与正义的概念这类事物是不存在的，而且这类概念完全是起伏不定的、变化无常的。因而这个规则也就应运而生--总是做对你的一方最有利的事情。任何专业组织一见到有将一个部分折断的方便机会，即使这个机会是不劳而获的；即使这个机会是多余的，那它也就当即把它折断，而不管整个社会是否会倒塌下来。从外部来看，西方社会的巨大动荡不安正在达到这种程度，再超越一步这个系统就要不那么稳定，就要崩溃。暴力愈来愈不为若干世纪的守法行为所强加上的限制所困扰，而是正在厚颜无耻地和胜利地阔步跨过整个世界，可又对历史多次显示并证明它什么也生产不出来这一点不感兴趣。除此之外，广泛获得胜利的不仅仅是那赤裸裸的暴力，而且还有暴力的得意洋洋的借口。世界正在被那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魔鬼--显然是上个世纪的一种局部地区的梦质的想像物--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爬过整个世界，骚扰着它们当时所不可能梦想到的国家，而且正在通过近年来的劫机、绑架、爆炸和纵火来宣告它们要震撼并毁灭文明的决心！而且它们可能会获得完全的成功。年轻人除了性经验之外尚无别的经验，尚未经历过多年的个人的苦难和个人的理解，他们在这样一个成长的时代里正在兴高采烈地重复着我们十九世纪的堕落的俄国错误，而又误以为他们是在发现某种新的东西。他们肤浅地缺乏对人类的古老的实质的理解，用没有经验的心脏的天真的自信呼喊着：让我们赶走那些残酷的、贪婪的压迫者，亦即政府，而新的政府（我们！）在把手榴弹和来复枪放在一边之后，就将会是公正的，通情达理的。远非如此！……但是那些年龄大的并通情达理的人，那些能够反对这些年轻人的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却并不敢反对，他们甚至拍马奉承，只要不显得" 保守"就行。这是另一个十九世纪的俄国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它称之为对进步的古怪警句的奴性。

慕尼黑的幽灵决非已退却到过去，它并非仅是个短暂的插曲。我甚至斗胆说，慕尼黑的幽灵在二十世纪无处不在。面对着一种突然复活的无耻暴行的猛烈进攻，胆怯的文明除了让步的微笑之外，并没有找到什么可用来进行反抗。慕尼黑的幽灵是获得成功的人的意志上的疾病，它是那些沉溺于不惜以任何代价渴望得到的兴隆、渴望得到作为尘世存在的主要目的的物质福利的人的日常状态。这样的人--而且在今天的世界里为数甚多--选择了被动和退却，只是为了使他们已过惯了的生活得以更长一点儿苟延残喘，只是为了不迈过今天的艰苦的门槛--而到了明天，你就会看到，一切都会安然无恙。（但是永远不会安然无恙的！怯懦的代价只能是邪恶，我们只有在敢于作出牺牲时才将获得勇气和胜利。）

此外，我们又由于下述事实而受着毁灭的威胁，那就是这个在物质上被压缩的、被扭伤的世界不被允许在精神上融合在一起，知识和同情的分子不被允许从这一半跳到那一半。这就呈现出一种未受遏止的危险：在这个行星上各部分之间的信息的压抑。当代科学知道，信息的压抑导致熵和完全的毁灭。信息的压抑使得国际的签名和协议成为虚幻，在一个被捂住的区域之内不费任何代价就可再次阐述任何协议，甚至更为简单--把它忘掉，就好像它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一般（奥威尔对这一点有最高超的理解）。被捂住的区域就好像不是在地球上的居民居住着似的，而是好像由来自火星的一个远征队所居住；那儿的人民对地球其他地方没有一点理解力上的了解，他们抱着他们是作为"解放者"而来的神圣的信念随时准备去把地球的其他地方践踏在脚下。

　　二十五年以前，抱着人类的伟大希望，联合国组织诞生了。可叹的是，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这个组织也变得不道德了。它不是一个联合国组织，而是一个所有的政府平起平坐的联合政府组织；在那些政府当中，有些是自由选举的，有些是用暴力强加上的，有些是用武器夺取的。联合国组织依赖着大多数成员的唯利是图的癖好，戒备地保卫着某些国家的自由而忽略其他国家的自由。由于有一种恭顺的表决，致使它拒绝对个人的呼吁进行调查，所谓个人的呼吁系指谦卑的、单独的平民百姓的呻吟、尖叫和恳求 --而这对这样一个伟大的组织来说是不足挂齿的。

　　似乎当代世界的外貌主要掌握在科学家的手里，因为全人类的技术步伐系由他们所决定。似乎世界的方向所应该信赖的恰恰是科学家的国际好意，而不是政治家的国际好意。而且既然那几个少数人的榜样表明倘若他们同心协力的话那就会取得多么大的成就，因而也就似乎愈加是如此了。但是并非如此。科学家们并没有展现出做出过任何明显的努力，以成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的、独立的积极力量。他们消磨了一个个完整的会议，而与其他人的苦难脱离关系。他们最好是安全地呆在科学的领域之内。那种同样的慕尼黑的幽灵已在他们的头上将其使人衰弱的翅膀张开。

　　当世界处于可能毁灭的边缘，那么作家在这个残忍的、有力的、分裂的世

界的地位和作用又是什么呢？尽管，我们与发射火箭毫不相干，我们甚至推不动载重最轻的手推车，我们受尽了那些只尊敬物质力量的人的冷嘲热讽。我们也退却，认为善良不可动摇，真理不可分割，却又丧失信心，而只是将世界给予我们的辛酸作超然的观摩，这难道不是自然而然的吗？那种辛酸而又超然的观摩就是：人类已腐败得不可救药，人已堕落了，为数不多的美丽而又高雅的人在他们当中生活是非常困难的。

但我们甚至不能依赖于这种逃避。凡是曾拿起过《圣经》的人就永远也不能逃避它；作家并不是他的同胞和同时代人的超然的法官，而是在他的祖国里的或由他的同胞所做的一切邪恶行径的同谋，如果他的祖国的坦克用鲜血淹没了一个外国首都的柏油马路，那么褐色的污点也就永远掴在作家的脸上。如果在一个致命的夜晚他们把那个信任他人的朋友闷死在睡眠中，那么作家的手掌就带有那条绳子上留下的伤痕。如果他的年轻的公民伙伴活泼地宣称堕落比诚实的工作优越，如果他们沉溺于毒品或扣押人质之中而不能自拔，那么他们的臭气也就与作家的呼吸混合在一起。

　　我们能轻率地宣称我们对当前世界的创伤不负责任吗？

　　七

　　然而，我由于意识到世界文学是由一个单独的巨大心脏组成而感到快慰，这是种十分重要的意识，因为世界文学把我们的世界的焦虑和烦恼搞清楚了，尽管这些焦虑和烦恼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被展现和被感知的方式不同。

　　除了年代久远的民族文学之外，甚至在过去的时代也存在着有关世界文学的概念，它是环绕着民族文学的高峰的选集，是文学间的相互影响的总和。但又出现了时间上的一种间隔：读者和作家只有在一段时间间隔之后才认识使用别的语言的作家，有时这个间隔持续数世纪之久，因而相互间的影响也延迟了，而民族文学的高峰的选集只显现在后人的眼前，而不是显现在同时代的人的眼前。

　　但是今天，在一个国家的作家和另一个国家的作家及读者之间有着一种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如果不是同时发生的话也是几乎如此。我本人就有这种体验。我的那些还没有在我的祖国印行的书，令人可叹，却很快就找到了易起反应的、遍及全球的读者，尽管译文是匆忙的，并且往往是拙劣的。像亨利希．伯尔这样的著名西方作家已对这些作品作了批评性的分析。在所有这些过去的岁月里，我的工作和自由还没有安身立命之地，与地球引力法则相反，它们就好像悬挂在空中一般，好像悬挂在虚无之中--悬挂在一种富有同情心的公众膜状物的看不见的无言的绷紧状态上；然后，我带着感激的温暖，而且也是完全出乎意料地得知，我得到了作家的国际兄弟之情的进一步的支持．在我五十岁的生日的时候，我吃惊地收到了来自西方著名的作家的祝贺。我所受到的一切压力并没有无人注意。在我被开除出作家协会的那些危险的几周里，世界杰出作家所推进的防护墙保护了我，使我免遭更糟糕的迫害；而且挪威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在倘若我的被放逐付诸实施时好客地为我准备了容身之地。最后，甚至我的获诺贝尔奖的提名也不是在我生活和写作的国度里被提出的，而是由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他的同事提出的。再到后来，所有作家协会也表达了对我的支持。

　　这样我就理解了并且感到，世界文学不再是一部抽象的作品选集，也不是文学史家们所杜撰的一种概括；更准确地讲，它是某种公共的躯体和一种公共的精神，是一种反映了人类的成长着的团结的一种有生命力的、内心感受到的团结。国家的边界仍然在变得深红，那是被电网和喷发的机枪烧红的；形形色色的内务部长们仍然认为文学也是在他们管辖范围之内的"内部事物"；报纸的大字标题仍然醒目地排印着："无权干涉我们的内政！"可是在我们的拥挤的地球上却并没有剩下任何内政！人类的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把每一件事都当成他自己的事，在于东方的人民生命攸关地关切着西方在想着什么，而西方的人民又生命攸关在关切着东方在发生着什么。文学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敏感、最易起反应的工具之一，因而也就成为最早采纳、吸收并且抓住对人类的增长的团结的这种感觉的工具之一。因而我充满信心地转向今天的世界文学--转向成百上千位我从未见过本人而且可能永远也见不到的朋友。

　　朋友们，如果我们毕竟还有价值的话，那就让我们努力有所帮动吧！咱太古以来，在你们的被不调和的政党、运动、社会等级和团作所撕裂的国家里，是谁构成了那种团结的而不是分裂的力量呢？然本质上讲那儿有着作家的位置：他们的民族语言的表达者--民族的主要凝固力，其人民所占据的土地本身的凝固力，尤其是其民族精神的凝固力。

　　尽管怀有偏见的人民和政党被灌输以种种思想和信仰，但我却相信，在人类的这些烦恼的时刻里，世界文学有帮助人类的力量，有看清人类的真相的力量。世界文学有力量将浓缩了的经验从一个国家传送到另一个国家，这样我们也就不再分裂和惶惑，不同的价值标准也就有可能得以取得一致，一个国家能正确而概括地学习另一个国家真正的历史，而且好似它也有同样经历般似的，以这样的承认和痛苦的意识的力量来学习，这样一来它也就得以不再重复那些相同的残酷的错误。也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做艺术家的也就将能够在我们自身之内培育出一种拥抱整个世界的视野；当位于中央时我们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样观察就近的事物，而当处于边缘时我们将开始把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拉进来。而且我们将相互关联，我们将观察宏大的世界。如果不是作家的话，那又是要谁去作出判断呢？这不仅仅是对他们的不成功的政府作出判断（在某些国家这是挣得面包的最轻而易举的方式，是任何一个不是懒汉的人的职业），而且也是对人民自身作出判断，在人民的怯懦的谦卑或者自我满足的软弱之中对人民自身作出判断。又要谁去对青年人的力不胜任的长跑冲刺作出判断，对挥舞着大刀的年轻海盗作出判断呢？

　　我们将被告知：针对公开的暴力的无情猛攻，文学又有可能做些什么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凡是曾经把暴力当作他的方式来欢呼的人就必然无情地把虚假选作他的原则。暴力在出生时就公开行动，甚至骄傲地行动着。但一旦它变得强大，得到了牢固的确立，它就立即感受到它周围的空气的稀薄，而且倘若不自贬成一团谎言的浓雾又用甜言蜜语将这些谎言包裹起来的话，它就不能够继续存在。它并非总是公开使喉咙窒息，也并不是必然使喉咙窒息，更为经常的是，它只要求其臣民发誓忠于虚假，只要求其臣民在虚假上共谋。

　　而一个纯朴而又勇敢的人所采取的简单的一步就是不参与虚假，就是不支持虚假的行动！让它进入世界，甚至让它在世界上称王称霸--但是却没有得到我的帮助。但是作家和艺术家却能够做得更多：他们能够战胜虚假！在与虚假进行斗争中，艺术过去总是取得胜利，而且现在也总是取得胜利！对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公开的，无可辩驳的！在这个世界上虚假能够抵御许多东西，但就是不切实际能抵御艺术。

　　而且一旦虚假被驱散，那么赤裸裸的暴力就会立即显露出它的一切丑恶--而暴力也就变得老朽，将会死亡。

　　我的朋友们，我之所以相信我们能够在世界的白热的时刻帮助世界，其原因也就在此。而这并不是靠着为不拥有武器制造借口，不是靠着使我们自己沉溺于一种轻浮的生活--而是靠的是参战！

　　在俄语中有关真理的格言是被人们所深爱的，它们稳定地、有时又是引人注目地表达了那种并非微不足道的严酷的民族经验：

　　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想像的，亦即违反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原理的怪念头上，我既为我本人的行动也为我对整个世界的作家的呼吁找到了基础。

（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被誉为“俄罗斯民族的良心”、“文化主教”。2008年8月4日逝世，享年89岁。）